發(fā)展所成立之初，戴小京也被借調過去。戴還是學生時，就曾參加過發(fā)展組一些調研活動，成了外圍組員，他暗想畢業(yè)后一定參加他們的事業(yè)?，F(xiàn)在，終于可以和陳錫文、周其仁、杜鷹一塊學習憲法、讀書討論、做調研。

　　王岐山“歷史感很強，喜歡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，并不輕易發(fā)表看法”，更愛推薦書目。王振耀記得王岐山推薦大家讀吉田茂的《激蕩的百年史》，經(jīng)常在一起反復讀。戴小京則記得，發(fā)展所建立之初，全體人員都在讀《日本和俄國的現(xiàn)代化》，分開章節(jié)分頭閱讀，之后每個人都要講解和討論。

　　讀書會一結束，大家就下去調研，為下一年的一號文件做準備。但1987年1月1日這天并沒有發(fā)布農村文件。

　　這年的農村文件是1月22日下發(fā)的，編號為五號文件。學者陸學藝注意到，這個文件和前面的寫法有所不同，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一系列指導文件做了簡要總結，像是告別演說，亮明心跡，祈望未來。

　　五號文件成了終結

　　問題從1984年開始變得復雜。農村改革開始與城市利益息息相關。這一年，農研室提出改革糧食統(tǒng)銷統(tǒng)購制度——1953年建立這一體制，是為了低價收購糧食，以支撐工業(yè)建設。

　　當杜潤生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談起這一設想時，姚依林對他說：“老杜啊，讓農民做點額外貢獻，這種體制恐怕得維持下去。”杜潤生說，“做貢獻我不反對，但應貢獻到明處。5%的土地稅可提一兩個百分點，其他都平等交換，以有利于激勵生產(chǎn)。”姚依林說，“時機成熟可以這樣搞。”

　　這一年大豐收帶來糧食賣難、存難、運難，剛好是個契機。他們著手改革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制度，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購和市場收購。這形成了1985年的一號文件主要內容。可1985年糧食出現(xiàn)大減產(chǎn)，隨之而來的是糧價上漲、搶購恐慌，以及激烈的干群沖突。

　　事后看來，杜潤生認為“大減產(chǎn)”另有原因，簡要歸納有三：一是連年豐收的農民發(fā)展多種經(jīng)營，轉移了投入方向;二是政府對大豐收準備不足，采取了購糧“打白條”和拒購行為;三是改革統(tǒng)銷統(tǒng)購制度時，合同制的細節(jié)不夠科學，不能鼓勵農民繼續(xù)生產(chǎn)——在當時，這成了一些人否定農研室的證據(jù)。

　　這些人竊竊私語，說包產(chǎn)到戶走到了盡頭。趙樹凱觀察到，從上層到外界對于九號院有了質疑，甚至是激烈批評;農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種僵局，九號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覺。“在餐廳吃飯，或者在班車上，聊起下一步的改革，明顯感到改革著力點不甚清晰。”

　　五號文件果然成了終結，之后兩年就沒有像前幾年那樣的指導文件頒發(fā)。在戴小京看來，這已不是發(fā)一個文件就能解決農村問題的年代了，利益矛盾日趨復雜。

　　1989年初，戴小京去海里參加國務院副秘書長主持的糧食協(xié)調會，聽到有關部委和有關省區(qū)在討價還價，終于體會到“管柴鹽油米的是怎么過日子的”。他們自然和作為改革咨議機構的農研室有所分歧，“執(zhí)行部門覺得你們老影響我過日子，老想著改革，我日子都過不了，改個屁，是吧?他說我剛要把日子過好，你又改。我們則說過日子的人太保守，要你們這么過，就過到黑去了。但終歸還是過日子的人多，一旦出點什么問題，大家都說是我們把這簍子捅大的。”

　　這一年，“物價闖關”已經(jīng)失敗，當戴小京去參加物價改革會議時，能感到艱難的關口已經(jīng)來臨。會上，物價局幾位局長：一個管今年的價格改革，另一個管明后年的價格，還有一個管長遠價格的，都說自己這個階段動不了。“改革”像是燙手芋頭，成了擊鼓傳花。

　　九號院伴隨著這時代，結束了。

　　體制內的博弈

　　多年后，趙樹凱再次經(jīng)過九號院。當年向往做研究的秘書，如今已是著名三農學者。2006年給胡錦濤等政治局委員講課時，他想起19年前陪同紀登奎去貴州調研，紀登奎和胡錦濤晤談的那些場景。從中南海到九號院，他時常感慨，“我是毛主席的遺少，已經(jīng)落在了時代后面。”

　　走在時代前面的年輕人意氣風發(fā)，不曾想九號院也物是人非了。